互联网不需要“总部经济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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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马逊的第二总部泡汤后,阿里在北京的第二总部却传出了新消息。

北京市发改委披露的2019年重点工程计划中,阿里巴巴北京总部园区将在今年11月开工,预计2024年投入使用。四年前启动的“北京+杭州”的双中心、双总部战略,终于再次向前走了一步。

阿里的北京总部并非是孤例。去年11月份腾讯北京总部大楼正式落成,被称为“亚洲最大的单体办公楼”的建筑;小米在昌平未来科学城的智慧园区也将开建,以及同样在北京的小米互联网电子产业园和小米移动互联网产业园;京东总部二期2号楼正在建设中,规模达到55万平米……

一连串在建的总部大楼背后,北京似乎正有意捍卫“互联网之都”的名号。

古老的总部经济

2003年底,80多家大型企业将总部迁入北京丰台的总部基地,不乏三洋、东芝、LG之类的跨国企业,“总部经济”成为当年科博会上最灼人的字眼。

那时候互联网创业者还没有“登堂入室”,主角仍然是制造业。而中国市场的改革开放,让北上广深成为新的价值洼地,在产业转移的趋势下,大批跨国公司开始搬离香港、新加坡、东京,使得“总部经济”在中国市场大行其道。

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提出了著名的“微笑曲线”,两端是附加值最高的技术研发和市场销售,中间是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。一个面积只有几十平米的企业总部,可能创造出数亿元的营业额、数千万的利润、上千万税收,并直接带动房地产、金融、物流、酒店、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。相比于动辄占地上千亩,但增收不那么明显的生产车间,各地政府自然算得清其中的经济账。

被提及最多的还有总部经济的产业乘数效应,当一个大型企业将总部放在某一城市,除了真金白银的税收,也将是城市的另一张名片,在投资、消费、贸易、管理、技术、人才、信息、资金等方面辐射拉动周围成片地域,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。

在总部经济中尝到甜头的北京,显然比其他城市有着更敏锐的嗅觉,既然制造业上不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产业分工,转身瞄准了高新技术产业,刚刚起步的互联网也在其中。

2003年前后,新浪将市场营销部门从中关村搬往现代城,思科将办公楼设在了东城,微软也将市场和销售部门迁往国贸地区,彼时海淀地区的地价已经飙升至每亩一百多万,导致很多企业忍痛撤出。到了2003年3月,海淀区就出台了优化发展环境的22条“铁律”,中心内容是“大副降低产业用地价格,每亩地价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”

回头来看,“总部经济”的名词已经鲜有提及,中关村却成了中国互联网的摇篮,北京已然是互联网巨头扎堆的大本营。

逃离北京的理由

到了今天,逃离北上广深几乎成了主流。

《通勤,正在“杀死”1000万北京青年》在2018年刷了屏,标题有些惊悚,内容却让不少年轻人感同身受:“清晨五点,人们已经在为通勤奔波”、“在北京,人们平均每天上班超过一个半马(26.4Km)”、“只是到公司,已耗尽我所有力气”。

何止是通勤,高房价、快节奏、焦虑、户籍门槛……新世相仅仅用一场“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”的营销,就点燃了“北漂”们薄弱的归属感。在这种氛围下,北京遇到了一个新难题,当互联网成为经济的新宠儿,杭州、成都、南京、西安等纷纷向互联网巨头们抛出橄榄枝,逃离北京从个体上升到了集体。

一面在北京“拿地”,一面筹谋“南下”,成了小米的真实写照。在北京总部之外,武汉和南京都成了小米的“老家”:武汉的第二总部被定位为“超级研发总部”,投资规模在200亿元上下;南京被认为是小米手机的“故乡”,研发中心之外还有供应链、营销部门以及诸多生态链企业。

2018年10月份,一份小米集团《搬迁员工相关福利政策》在网上流传,小米员工从北京搬迁到武汉、南京后,不仅可以享受原有的工资、餐补等基本待遇,还有3万元的搬迁福利费和15天酒店住宿补贴,同时当地政府提供了相对便宜的人才公寓,不受当地限购政策限制的购房资格,条件不可谓不诱人。

事实上,从2017年开始,武汉、成都为首的二线城市就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“抢人大战”,试图用户口、补贴等留住百万大学生。到了2018年,“抢人大战”愈演愈烈,长沙发布了“人才新政22条”、成都推出了“蓉漂计划”、济南拿出“人才新政30条”、重庆提出“黄金10条”……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购房、落户、创业等对人才的优惠政策外,面向互联网产业的“总部经济”思维也开始萌芽。毕竟相较于港口、煤矿、旅游等对高度依赖地理因素的产业,互联网几乎没有地理上的门槛。

位于澄迈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已经迎来阿里、腾讯、百度、网易等互联网公司,开建西海岸互联网总部经济产业园也被海南纳入进程。没人知道会不会有其他城市也打出“互联网总部经济”的旗号。

杭州是个“坏榜样”

2010年之前,如果一位程序员回到二三线城市,多半会找不到工作。

如今却是另一幅景象,很多二线城市打造了带有互联网前缀的创业街、孵化器,发展互联网产业的野心不言而喻,其中的佼佼者非杭州莫属。

猎聘网2017年发布的人才报告显示,当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12.46%,排名全国第一,北京的数据只有0.42%。在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贡献者中,上海占比23%,北京占到了17%,人才流动的趋势不无明显。

也有媒体有过另一个维度的描述:

“杭州萧山机场T3航站楼每3000个瑞士双肩包中,就有2200个装着写满代码的笔记本;余杭区的出租车司机每天能拉到13个谈论APP开发的乘客;西湖银泰的新白鹿餐厅,10桌客人有3桌谈论物联网、云计算、AI、区块链。”

在中国所有的一二线城市里,杭州的互联网光环甚至不亚于上海和深圳,也是在长三角城市群里,为数不多找到了新增长引擎的城市。

杭州的互联网氛围多半要归功于阿里,淘宝的崛起带动了无数的电商创业者,并为杭州带来了“电商之都”的桂冠,就连扎根杭州的网易也忍不住在电商领域试水,蘑菇街、贝贝网、云集微店、环球捕手等都是在杭州土生土长的电商平台。

其中不难看到“总部经济”思维的影响,梦想小镇距离阿里并不总部仅有2.5公里,聚集了大批的阿里系创业者。一度名声大噪的杭州创业大街,与阿里、网易、吉利、海康威视等巨头在滨江的衬托不无关系。

但杭州恐怕不是可以复制的样本,相比于其他二线城市对“第二总部”的痴迷,杭州的互联网企业有着两个鲜明的标签。

一个是积极的创业氛围。在杭州大大小小的创业园区中,除了五花八门的电商产业园,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物联网、互联网金融、泛娱乐等同样占了不小的比重,在区块链火了之后,杭州市政府甚至打算把“区块链之都”提上日程。

另一个是野路子的创业者。阿里系和浙大系成为杭州创业大军的两股中坚力量,但也出现了很多野路子的创业者,并没有北京、深圳那样的规范性,以至于在P2P爆雷潮出现时,杭州迅速成为外界围观的焦点。

XX没有互联网

没有杭州的天时地利,不少二线城市成了《XX没有互联网》里的主角。即便是腾讯、阿里、京东等一系列巨头都去开设分公司的成都,成为阿里西北总部的西安,也没能成为例外。

这些文章里,对二线城市的互联网人有着准确的刻画:要么诟病于老板不懂互联网,要么吐槽缺少和前沿技术接轨的机会,要么抱怨没有合适的跳槽机会。

与之产生共鸣的是各种鸡汤文的转向。“逃离北上广”的话题火热时,很多鸡汤文会讲这样一个故事:一个在北京漂泊的外地人,卖掉北京的房子回家乡,过上了岁月静好的生活。而当”回归北上广”的话题出现时,故事换了另一个版本:在家乡被不适应的人际关系搞得支离破碎,被迫重回北京“休养”。

需要回答的一个前提是,互联网行业适合“总部经济”吗?互联网行业或许不需要产业集群,但不能没有氛围。

在杭州似乎可以找到答案。阿里诞生于1999年,网易回到杭州也是2006年的事情,在两大互联网巨头身后,还有杭州本地已经崛起的数量可观的独角兽。也就意味着,杭州早已形成了一定的投资环境、创业氛围和运营经验,西安、成都、南京、武汉、长沙等还需要不小的时间去追赶。

可在硬币的另一面,互联网公司正逐渐成为一个城市的“地标”,变成一些二线城市的心结。杭州的阿里、武汉的斗鱼、合肥的科大讯飞、南京的途牛……以至于没能孵化出知名独角兽的成都,先后斥资6亿和40亿资金给锤子科技和人人车,决心可见一斑。

只是制造业时期的“总部经济”,往往把总部设在城市中心,相应的工厂放在临近的县市里,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没那么高。

互联网完全是另一种标准,非典型意义上的“人才集中型”工作,一旦在二线城市设立“研发中心”,务必要考虑人才的流动性,以至于小米向武汉、南京这样相对互联网化的城市迁移时,也加上了“员工必须在新工作地服务满2年”的硬性前提。

就这个角度而言,北京似乎并不需要用“给钱给地”的方式挽留互联网巨头,即便有一两家巨头选择“逃离”,人才、资本的规模化迁徙也绝非一日之功。

结语

略有讽刺的是,亚马逊决定在纽约设立第二总部时,纽约市政府给出了15亿美元的补贴,当地居民却以教堂集会、听证会、网络攻击、Twitter吐槽等方式进行反对,理由是亚马逊的总部修建会推高当地房价,造成交通过载,增加流浪人员。

中国市场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,哪怕是北京这样互联网公司总部林立的城市,也在积极欢迎阿里来建设第二总部,二线城市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或许还需要其他维度的思考,如果只是承接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边缘部门,到底能给城市本身带来那些改变?本质上还是要读懂互联网行业是否存在产业转移。

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分工、不同的产业链、不同的区位优势,找到适合自己的产业特色,没准儿比痴迷于互联网公司总部更有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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